第二十一章：末路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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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入缅前的1949年，金三角鸦片产量仅为三十七吨，这个数字与当时东南亚各国鸦片产量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仅以越南、老挝和泰国为例，这些国家鸦片产量均超过一百吨，可见当时金三角还算得上一片净土。
　　六十年代以前，也就是国民党残军反攻大陆的“孟萨时代”和柳元麟时代，金三角鸦片生产也无明显变化，1959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金三角鸦片产量约为六十吨，这个数字仍然不足以对人类生活构成威胁。
　　这期间相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看似与金三角无关，然而历史表明，它对金三角乃至整个世界禁毒运动都将产生举足轻重和意义深远的影响。北京政府仅用三四年时间，就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史性地完成了禁毒壮举，中国大陆不再有罂粟遍地烟祸横行的景象。中国政府为全世界作出一个榜样。中国禁毒成功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产地的消失，但是这并不等于毒贩坐以待毙，市场供需杠杆就是靠利润刺激生产，毒品暴利给不法商人带来巨大财富。也就是说，市场可以转移，可以开辟，只要有人吸毒，毒品就会被源源不断制造出来。
　　我们看到，进入六十年代，尤其是国民党帝国崩溃之后，作为反攻大陆的军事桥头堡不复存在，政治意识淡化，金三角鸦片种植业立即开始兴旺，并以迅猛势头增长，产量也像滚雪球一样成倍上升。六十年代突破一百吨，1970年突破一千吨，不到十年产量翻了十番。到八十年代更是不可遏制，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二千吨，令全球震惊。后来这一纪录屡屡刷新，九十年代金三角鸦片终于突破二千五百吨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
　　与这一组数字相对应的是，世界吸毒人数直线攀升，九十年代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全球吸毒人口约为三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二十人之中有一人吸毒，其中百分之六十六为青少年。1994年，全球毒品走私总收入约占全球商业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达到四千亿美元！
　　对我来说，上述数字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历史坐标线。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恰恰六十年代是一条分界线？五十年代国民党残军兴旺时期，金三角毒品处于休眠状态，政治对于毒品生产有抑制作用吗？或者说，五十年代播种，六十年代开花，七八十年代结果，这是历史发展的周期规律么？1961年，国民党残军的没落直接导致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兴旺，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我将目光投向云遮雾罩的亚洲南部金三角，在那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无数巨大的问号像漂浮的冰山一角，它们将真面目隐藏于水下，隐藏在历史暗河的深处，只露出八分之一的山峰，若隐若现地向我迎面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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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舟是个诗人，说“泰国朋友”不十分准确，主要是不够亲切，因为很多年前他同我一样也是云南知青，也在边疆插队，后来去了金三角，参加过缅共，打过仗，吃过很多苦。再后来他辗转到了塘窝，娶了当地一位汉族姑娘为妻。姑娘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文焕将军的妹夫，原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古少卿将军。
　　刘舟是个执著的汉语诗人，性格十分豪放，泰语至今说不好，汉语诗却写得激情澎湃。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其中部分在国内刊物发表。他这样吟唱道：历史的长河呜咽流逝＼暗淡的岁月不再重返＼普天下炎黄华胄＼携起我们森林般的巨手＼重铸黄魂九鼎＼
　　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热爱诗歌？为什么痴情不改，一往情深？”
　　我说：“理想主义？爱情至上？或者生活优越，低吟浅唱？”
　　他哈哈大笑说：“什么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告诉你，你受过刑吗？或者中枪伤而没有麻醉药，所以你就得拼命地吼叫，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说：“这是诗吗？是恐怖主义。”
　　他说：“你在缅北流浪那阵，我正在孟博打仗，为生存而战。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仅仅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你就到了毫无人格、信心、自尊和理想可言的地步。你变成野兽，你的敌人也是野兽，弱肉强食，茹毛饮血，你的神经就被压迫得变形，这时候我想到写诗。”
　　我反驳说：“你岳父，还有段希文李文焕他们打了一辈子仗，一辈子不得安宁，他们写诗吗？”
　　他叹口气说：“其实他们都写诗，只不过各人方式不同。你看那些将军身后墓碑上，哪个没有留下无限感叹，那不是诗又是什么？”
　　我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对戎马一生的军人来说，他们不是用手中的枪写诗么？我说：“你岳父他们在金三角打仗究竟为什么？为信仰，理想，还是权力、金钱，或者干脆是毒品？”
　　诗人陷入沉思，最后悲观地摇摇头说：“我认为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
　　无独有偶，我有幸采访和认识的许多老军人：雷雨田、杨绍甲、李崇文、丰顺禧、梁中英、黄科、马鹿塘和孟萨郊外的那些老人，他们都无一例外表情庄重地使用这个词：活着。事实上活着是胜利，谁活在最后，就能看到或者接近希望，虽然他不一定活得最好。
　　雷雨田回忆那个艰难岁月说：“后来无路可走，好像降临在一个死亡的世界，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下来。”
　　我说：“你们怎么选择美斯乐？是偶然，还是必然？”
　　老人想想回答说：“都算吧。”
　　我以同样问题询问杨绍甲将军，我说：“你们为什么选择塘窝而不是别的地方作根据地？”他苦笑说：“因为走不动了。”
　　另一位梁中英将军则指着自己腿上的伤疤，干脆地说：“都是命，死了是命，活着也是命。遇见什么人，跟谁走，那都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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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961年雨季说来就来。
　　仿佛旱季还在逞凶，凶恶的阳光将大地炙烤得没有一丝水分，积起厚厚粉尘。没有风，那些细小的尘埃随着热气流上升，远处空气看上去仿佛融化的玻璃一样发出阵阵颤动。人们躲在屋檐下，水牛把庞大的身躯浸泡在河沟里，狗们趴在树下伸舌头。到了下午，空气变得滞重起来，太阳好像抽筋一样突然散了神，变得有气无力，空气里明明白白地渗进来许多水分，变得浓稠黏滞，于是人和牲口都一齐张大嘴巴，像沙滩上的鱼一样徒劳地张合，好像他们都用腮而不是肺呼吸。
　　这时候雨季就像一头阴险的鳄鱼一样扑上来。
　　长长的闪电像鞭子凶猛地抽击大地，猛烈的炸雷由远及近，发出骇人的巨大撞击声，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台风横冲直撞，将海平面挤压变形，将海水变成几十米高的波峰浪谷，然后驱赶它们浩浩荡荡地冲上陆地来。城市和村庄被冲毁，树木、行人和房屋被卷走，台风还像一个野心勃勃的封建暴君，到处攻城略地，把蓄满水分的积雨云团源源不断地赶往大陆深处，将山林覆盖，河沟注满，淹没低地，冲毁山坡，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将山川大地变成一片汪洋泽国。
　　这一年全世界都笼罩在“厄尔尼诺”现象的可怕阴影之中。中国后来宣布发生百年不遇的灾害，饥荒在全国蔓延，时间持续三年，死亡人数未见公布。史称“三年自然灾害”。
　　军长段希文骑在马上，沿着泥泞的山道艰难前行。
　　大雨如注，山谷仿佛变成一座昏暗的牢房，低矮的云层挤压树梢，疲惫的队伍像蜗牛一样在崎岖的山道上缓慢移动，人人脸上都挂着茫然和疑问的表情。段希文忧郁地望望天空，心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第五军从猫儿河谷紧急撤退，之后一度进行战略大转移，先是根据台湾命令渡过湄公河，试图像当年占领金三角那样在老挝北部重建根据地。谁知这回是美国人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加速老挝内乱，白宫直接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不得已，命令柳元麟撤军。第一、二、四军服从命令，经由泰国空运撤台，第三、五两军再次联合抗命，宣布就地独立。
　　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台湾不承认，取消番号，你就名不正言不顺，这支连国籍也没有的汉人队伍只好变成土匪。
　　老挝政府宣布非法入境的汉人军队为不受欢迎的人，政府军出动飞机和地面部队拦截，第三、五军在老挝军队打击下不得不落荒而逃。早有准备的缅甸军队当然不肯放过这个痛打落水狗的大好机会，他们一路围追堵截乘胜追击。时光流转，此残军非彼残军也，第五军痛失根据地，流离失所，又经历内部分裂，情报不灵，到处被动挨打，变成丧家之犬。好比从前威风凛凛的兽中之王，一旦受伤落魄，它的敌人包括那些最胆小的豺狗都会猛扑上来撕碎它。为了不被敌人消灭，他们只好不停地行军转移，冒着大雨在金三角崇山峻岭中四处流窜。这是一个悲惨的时刻，雨季提前来临，交通中断，到处洪水爆发，官兵士气低落，伤员病号剧增，开小差溜号甚至集体逃亡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成了这支不幸队伍的敌人。
　　段希文看着队伍从他面前经过。这是一些他曾经熟悉的灰暗面孔，他们都是云南人，家乡子弟兵，经过岁月流逝，这些人拖儿带女，早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一个妇女从他面前走过，她是军人家属，怀里婴儿大声啼哭，母亲却没有奶汁，还有两个跟在后面的大孩子累极了，坐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走。母亲打了孩子又打自己，结果大人孩子哭成一团。将军看得心酸，险些掉下眼泪，他把坐骑让给孩子，自己随队伍步行。
　　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以来，这支前国民党军队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年轻人长出胡子，中年人进入老年，单身汉变成拖儿带女的丈夫和父亲。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支行军打仗的队伍里有将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反攻大陆的政治目的已经消亡，台湾不再是靠山，他们没有合法国籍，没有目标，没有精神向往和追求，甚至没有番号，他们失去一切，沦为一个流浪部落，一支类似被迫迁徙的吉普赛人队伍。他们背负着生活的全部希望，就像蜗牛，到处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生存之地。他们身上惟一可供辨识的标记，那就是他们说汉话，是一群汉人，根在中国，与金三角毗邻那个伟大民族共同拥有一个血脉相连的炎黄祖先。
　　参谋长雷雨田和钱运周在前面焦急地等他。钱运周不愿追随柳元麟撤台，遂投奔段希文，因他在猫儿河谷通风报信有功，被任命为情报处长。他们低声通报，副军长兼前卫师长曾将军病危，曾将军在战斗中腿部受伤，按说枪伤并不致命，谁知队伍天天行军，天降大雨，结果伤口感染，得了败血症。
　　曾将军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军医正向他嘴里喂稀释过的鸦片水。山风鼓号着从帐篷破洞里灌进来，帆布开裂，滴滴嗒嗒往下漏雨水。曾将军家属都留在大陆，关山阻隔，音讯杳无，剩下这个孤独无助的老军人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段希文问军医：“……还有针药吗？”
　　军医惶恐地摇头。这当然不怪军医，军队早已断了药品。原先药品来源有两条渠道，一是台湾空运，另一个是马帮走私。现在两条渠道都被切断，贮存的药品消耗殆尽，许多伤病员皆因无药医治死亡。原先军队有严格纪律不许吸食鸦片，但是到了这种地步，惟一办法就是向当地人学习，以鸦片代替药品治病。
　　好像有了某种感应，曾将军突然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苍白脸上浮起一抹回光返照的红晕，那是生命中最后一抹恋恋不舍的晚霞。他对站在面前的军长说：“看来……我不中用了，人各有命啊！希公，我担心不是自己，是……队伍啊！”
　　曾将军眼里溢出泪水，他知道败血症病毒正在侵入自己的大脑和心脏，山林外面传来军马凄厉的哀鸣，那是粮食告罄，士兵不得不宰杀忠心耿耿的军马维持生存。军马挣扎的长啸像刀片一样划破挤压在帐篷里的沉闷空气。
　　曾将军急促地说：“希公，别在缅甸兜圈子，从前的根据地，是回不去了……换个地方，到南边去吧，让泰国收留队伍……要不然，会像民国三十一年（1942）杜聿明远征军那样，被野人山，活活吃掉。”
　　段希文心中大恸。曾将军经历两次印缅大战，两次走过野人山，为一代抗战名将，但是这次他是再也走不出去了。段希文执着垂危人的手，耳朵凑上去，倾听死神的脚步。老军人声音越来越细，越来越远，最后终于被风带走。
　　“……朝南，队伍……冲出去……再来接应……不然……完蛋……”
　　病人的手渐渐凉下来，在场人无不神色黯然，他们明白老军人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生存付出生命代价的人。
　　这天晚上段希文召集紧急会议，全体军官一致赞成放弃夺回原根据地计划，向南转进，甩开缅军，打开一条生路。缅军对汉人军队的突然转向感到迷惑不解，后来意识到他们确实要离开缅甸领土，立即表现出大度和宽容的姿态。第五军基本上没有遭遇大的战斗，顺利进入泰国北部同样是原始森林覆盖的龙帕山脉。
　　雨季结束前的一个傍晚，前卫营在一座无名山谷停下来。这里三面环山，森林茂密，站在山顶可俯瞰像湖泊一样闪亮的大平原。据当地山民讲，马帮到泰国北部清莱府只需走一天，而去到与缅甸大其力一河之隔的泰国边境重镇美塞（又称夜柿）需走两天。
　　段希文勒住马，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他看见远处的平原与河流在一层淡淡的暮霭中闪闪发亮。这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到金三角边缘，平原像魔鬼一样诱惑着这支历尽千辛万苦的汉人队伍，有人禁不住哭起来。雷雨田后来对我说，他一看见大山外那片宁静富饶的平原，双腿立刻就软下来，再也爬不动大山。他听见段希文的声音从夜色笼罩的山上传来：“就是这里，不走了，打仗也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扎下根来！”
　　段希文给这座山谷取个汉泰合一的好听名字，叫美斯乐。“美”，泰语村子，“斯乐”，汉语和平，即和平村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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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舟对我说，六十年代李文焕第三军退出老挝，在金三角深山老林与缅军周旋。那时候他老婆古月棋刚出生不久，裹在襁褓里，抱在她母亲也就是他未来的岳母李文焕妹妹怀中，连天大雨和没完没了的行军打仗险些没有要了婴儿的小命。
　　刘舟说，这支队伍起决定作用的是亲情。与第五军不同，第三军主要将领和骨干基本上都是李文焕亲戚和乡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古老的血缘联系和家族统治奇迹般地团结着这支汉人军队，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保持坚强的战斗精神。
　　我以为刘舟的话有一定道理，因为我在后来的采访中看到，李文焕在第三军的威信确实深入人心。许多人并不直接称呼李文焕为军长或者将军，而是按照滇西习惯，称“老表舅”或者“爷叔”。
　　同第五军的强大实力相比，第三军无法望其项背。五军鼎盛时期战斗员达七千之众，而李文焕充其量也就两千余人，经过几番挫折，还剩下不到一千人，包括一百多名妇女儿童。在这个动荡时刻，当地华侨都悄悄离开队伍各奔前程，那个已经当上独立团长的未来的世界大毒枭坤沙也不例外，他将队伍悄悄拉回当阳老家莱莫山自立山头，成立土司武装“弄亮自卫队”。这就应了“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的老话。李文焕既不肯与五军合并，那样就等于交出队伍，但是他又决不能离开第五军单独行动，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所以第三军就不远不近地尾随第五军，拉开一两天距离，若即若离的样子，像头被大熊遗弃的可怜巴巴的小熊。这种情形还造成另一种尴尬，第五军先期经过的寨子，所有粮食都像蝗虫扫荡一样，后来者就得挨饿。但是李文焕有自己的办法。他派出骡马到远处山寨购买粮食，他的队伍少，经费却充足，所以没有断过给养。
　　战争毕竟不是游戏，随时都有意外发生。王索公路桥是一座战略要地，第五军通过后，为甩掉追兵就把桥炸了，结果把尾随其后的第三军和缅军都隔在东岸。这就等于先上岸的人往水中挣扎的同伴头上踹了一脚。这并不说明第五军一定要借刀杀人，战争法则从来就是以保存自己为第一要义。
　　李文焕与参谋长古少卿一起赶到河边，只见山谷中洪水滔天，那座炸断的钢索桥已经被洪水卷走，剩下几根钢索孤零零地悬在空中。李文焕脸色铁青，他觉得自己遭到出卖，段希文拿他和第三军做点心，慰问那些穷追不舍饥肠辘辘的缅甸政府军。重新搭桥显然来不及，另选路线也为时过晚，缅兵随时可能赶来。不到万不得已，应当避免作战，否则等于自杀。我朋友刘舟未来的岳父古少卿将军是个真正的职业军人，黄埔十六期毕业，李文焕虽不是正规军人出身，他倚重的军官却多是黄埔系。李文焕到底不是等闲之辈，他二十岁成为镇康一霸，闯荡金三角二十余年，什么风浪世面没有见过？所以要论在滇缅丛林的生存之道，他恐怕比段希文雷雨田还要高明些。
　　李文焕捻着下巴上的鼠须，望着湍急河面沉吟不响，古少卿和担任前卫的第十四师师长杨绍甲焦急万分。这时天空阴沉，河水吼声如雷，上千官兵还有妇女孩子都拥挤在河岸边，人人都意识到形势不妙，眼前洪水拦路，后有追兵逼近，炸断的大桥像一把大锁，锁断他们到(奇*书*网-整*理*提*供)达彼岸的希望。
　　绝望恶魔一般扼住人们的喉咙。我仿佛看见诗人刘舟未来的妻子骇怕地把头埋进母亲怀里，母亲哆嗦着抱紧幼小的婴儿。厄运当头，空气结了冰，没有人说话，天地间出奇的安静。一群乌鸦在山谷盘旋不去，不祥之兆笼罩人们头上，人们说，当时李文焕大怒，夺过机枪狠狠朝天扫射一梭子，中弹的乌鸦像石头一样跌进河水里转瞬即逝，其余的乌鸦立刻哀号着飞远了。李文焕怒气冲冲地扔下枪，他看见那几根孤零零的钢索在峡谷的风中不停地晃动，突然激发灵感，转身问杨师长：“你是腾冲人，跟李主席是老乡对不对？”
　　杨师长莫名其妙地回答：“是啊，听说梁河乡现在改县，从前归腾冲府管辖。”
　　李文焕嗬嗬地笑起来，对大家说：“你们有谁见过溜索？我记得从前腾冲一带就有。”
　　溜索是滇西北横断山峡谷的一种古老交通工具，一根粗藤条或者钢索，下面系一只竹筐，载上人或者货物飞快地溜向对岸。这种交通工具至少已经存在几百年。杨绍甲一拍脑袋说：“对对！天无绝人之路，这里不是还有几根现成的钢索吗？”
　　我认为农民出身的李文焕具有某种领袖才能。一个人，要想在金三角，在严酷的战场上和国民党内部争斗中站住脚，牢牢控制队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五十年沧桑，李文焕至今仍为金三角领袖之一。我在金三角采访，许多第五军的人都不大看得起李文焕，他们公开指责第三军，嘲笑李文焕是草包、恶霸、土匪和奸商，使我感到这两支患难与共的汉人队伍之间有很深的成见。
　　人们从树林里砍来藤条和竹子，只用一天时间就将钢索变成可载人或马的大溜索，紧急渡河由此展开。人和骡马都被吊在半空中，令人眼花缭乱地来回飞动，由于钢索有好几根，所以队伍渡河进展很快，到第四天缅兵赶到河边，第三军已经离去，仅余少量辎重丢弃在河岸。李文焕捻着鼠须对杨师长说：“感谢第五军兄弟，他们没有把钢索全部炸断，否则你我就该向孙总理报到了！”
　　第三军把剩下的工作做得更彻底，他们在钢索两端绑上炸药，将任何人的渡河希望炸得无影无踪。
　　这支顽强的小部队像一个甩不掉的影子，始终尾随第五军向金三角南部转移，当第五军终于停止长达数月的行军脚步，在美斯乐驻扎下来并建立根据地时，李文焕也选择友军以西安营扎寨。他们驻扎的山谷更加险要，是半山腰一处凹地，当地话叫“塘窝”。“塘”，即石洞，“窝”即猴子，就是有许多猴子和石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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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树一倒，猢狲的宴席便不得不散，一度称霸金三角达十余年的国民党残军终于像影子一样退出掸邦高原。不愿撤台的官兵多为云南人，除第三、五军较大两股外，其余零散人员各奔前程，或解甲归田，变成当地华侨；或投奔三、五军，背靠大树好乘凉；或拉起队伍自立门户，占山为王，反正成龙的上天，成虫的钻地。总之在金三角这片广大而古老的土地上，来自中国大陆的流亡军队就像远古时代的迁徙民族，注定要上演无数龙蛇争霸弱肉强食的人间悲喜剧。
　　值得一提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原国民党残军副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吕维英。
　　这位在台湾失去靠山的落魄将军，因为一不当心中了柳元麟反间计，虽说依旧挂着副总指挥的头衔，手下却连一个小兵也调不动。将军没有队伍，就连草寇也不如。柳元麟撤台无疑给他一个重新出山的机会，吕将军立即在老部下中进行游说，招兵买马，重拉队伍，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几个月后终于召集拢一支大约三百人的队伍。应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开端，当年李国辉谭忠打天下，不就一千多个惊魂未定的残兵败将吗？何况这三百人都是精兵强将，武器精良，个个身经百战，他们中间有一批雄心勃勃的优秀军官，其中包括未来金三角的灵魂人物，国民党团长张苏泉和参谋长梁中英。
　　原来的根据地已经丧失，经过一番深谋远虑，吕将军决定向老挝北部琅南塔省发展。当时老挝政局动荡，革命党左翼在首都万象发动军事政变，但是这个红色政权仅仅只存在四个月就被卷土重来的富米政府军击败，革命党撤往山区打游击。与此同时，许多大国加紧插手老挝事务，他们各自向老挝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援，扶持亲西方或者亲共势力。老挝各派纷纷扩大武装，以便在未来的内战中多捞一席之地。需要说明的是，吕维英是国民党中情局出身，与美国情报局联系密切，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他打出“东南亚国际支援纵队”旗号，由美国情报局牵线，投靠富米·诺沙万将军，当起真正的国际雇佣军。从前印度国际军团喋血拉牛山战场，李国辉曾经感叹军人命运如浮萍，他也许对国民党残军的命运有种不祥预感，后来大批国民党军人果然纷纷去做国际雇佣军，这或许是个必然结局。吕将军将三百人编为三个连，称“110特种作战部队”，他亲自出任总指挥，张苏泉任参谋长，对外号称三千大军。
　　十多年后已经在坤沙贩毒集团稳坐第二把交椅的张苏泉面对美国记者的镜头侃侃而谈。他说1961年在“110特种部队”作战，本来形势大好，但是中了寮国（老挝）人的诡计，不得已返回金三角。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解释为，本来他们决心当好雇佣军，不得已转向贩毒。我认为张苏泉说的是实话，这是金三角毒品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战争是军人的舞台，内战外乱为这支失去目标的军队找到用武之地。
　　梁中英说：“110特种部队”确实英勇善战，上寮一仗，打得寮国反政府武装闻风而逃。吕维英野心勃勃，想趁老挝内乱发展队伍，招兵买马扩大地盘，然后再当一回老挝霸主。不料老挝人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对于这些让缅甸政府伤透脑筋的汉人军队理所当然怀有高度戒心，一是利用，二是消灭，惟恐养虎为患。一年之后的1962年，老挝成立三方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左中右各派坐在一起握手言欢，好像国家和平从此有了保障。三方坐下来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就是联合消灭国民党雇佣军。老挝共产党吃过亏，心怀旧仇；富米将军为了捍卫政治清白，不能让这块不干净的抹布脏了手；中间派则打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旗号，所以三方政治家统一立场，必欲置国民党残军于死地。
　　张苏泉说，那回他只差那么一点点就死在寮国人的袭击中。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后来的金三角离开张苏泉这个人物会是一番什么模样？而坤沙集团缺少张苏泉，还会成为众所周知的世界最大贩毒集团吗？总之历史是一根链条，缺一环不可相连。
　　老挝政府军战斗机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迹象的早上突然开始空袭的。飞机俯冲投弹，反复扫射，随后赶来的老挝政府军凶狠地进攻，包围山头，老挝游击队则封锁湄公河，切断退路。国民党军队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他们简直被闹糊涂了，许多人至死也没有明白，昨天还是好好的友军，怎么一夜间就变成敌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张苏泉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尽管一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好比老虎，一旦搏斗起来还是无人能敌。他们抛下受伤和阵亡的战友，且战且退，在山里与政府军周旋。几天之后，这支伤痕累累的小部队终于突出重围，渡过湄公河回到金三角。当追兵远去，张苏泉清点人数，已经有三分之二官兵做了袭击的牺牲品。
　　老挝方面大肆宣扬了这场军事胜利，报道国民党入侵者的可耻下场。台湾方面矢口否认这些“侵略者”与国民党有任何瓜葛，声明那只不过是一些当地土匪，与台湾官方无涉。吕维英大干一场东山再起的勃勃雄心再次化为泡影，他心灰意冷，变成一条丧家之犬，终于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夜晚悄悄离开队伍，独自去了泰国，在异国他乡销声匿迹地生活二十多年。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古稀之年的吕将军毅然踏上归程，在云南昆明见到日思夜念的亲人和子女。1992年秋天，老先生在昆明溘然仙逝，葬于著名的风景区筇竹寺玉案山，实现叶落归根的夙愿。
　　吕维英远去，张苏泉成了这支残破不堪的小队伍的首领。他带领百十个人，百十条枪，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金三角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先后投奔过段希文和李文焕，皆因国民党内部重重矛盾，不得已又重返森林，过起野兽一般的流浪生活。他们随时都得提高警惕，因为在这片布满杀机和弱肉强食的土地上，到处都隐藏着致命的危险和敌人：缅兵、掸族武装、佤军、反政府游击队、土司兵以及各种土匪。这就好比一头小狼，群狼以数量称霸森林，小狼则可能成为别人的猎物。
　　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雨云在远处山头上聚集着，这支精疲力竭的小队伍刚刚摆脱缅兵追击，却在一处没有地名的河谷遭遇另一支人数更多的当地武装的包围，形势万分危急。枪声响起来，小队伍基本上突围无望，只好拼死抵抗。关键时刻，对方突然有人高喊张苏泉的名字，不是用陌生的缅语或者掸语，而是道地的汉语。我们看到，就像阳光突然穿破云层，张苏泉直起身体，惊讶的脸上布满激动，枪声停止，风在静悄悄地吹，这个偶然机遇彻底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上帝之手在不经意间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埋下一个苦难的伏笔。
　　对方队伍的首领不是别人，正是他从前的部下坤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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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大宇说，将近四十年前，他父亲带领特工大队，个个披着蓑衣，头上扣一顶尖竹笠，冲锋枪藏在蓑衣里面，远看像一群赶马人，乘着黑夜悄悄返回孟萨。他的外公，那个十代世袭的孟萨大土司刀栋西，因为投靠汉人而得罪政府，终于在这场绵延不断的战乱中彻底败落，剩下一个小女儿也就是钱大宇母亲瑞娜无路可走，带着孩子与父亲相依为命。
　　钱大宇说，那年他九岁，已经是个懂事的男孩，一觉醒来看见父亲站在面前，竟疑心是个梦。父亲又黑又瘦，头上长满长毛，样子像个恶煞，当即把妹妹吓哭了。父亲背着冲锋枪，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汗臭，他立刻意识到父亲带领队伍打回来了，一颗心欢快地大跳起来。母亲死死地抱住父亲，浑身像生病那样抽搐，眼泪浸湿父亲胸膛上一大片军衣。一年多来父亲音讯全无，金三角谣言纷纷，有说汉人军队去了台湾，再也回不来了。有说亲眼看见他们渡过湄公河，被寮国人消灭了。还有人幸灾乐祸地说，缅甸政府军打死的汉人尸体堆积如山，一百匹骡子三天也驮不完。金三角三十三家土司联合宣布剥夺刀土司的世袭领地，把他的财产瓜分掉了。
　　父亲对母亲的唠叨不感兴趣，他干巴巴地问：“听说大人（岳父）有很多烟（鸦片），你知道都藏哪里？”
　　母亲停止哭泣，惊慌地抬起头来，她从丈夫眼睛里看出某种不祥之兆。父亲沉下脸，威胁母亲说：“你到底跟不跟我走？想走的话，就把藏烟的地点告诉我，我马上送你和孩子去泰国。”母亲还是没有说话，男孩听见父亲又缓和口气说：“就算队伍先借大人的行不行？队伍急需经费，我们很快要打过来，到时候我去跟那些忘恩负义的土司算账，还怕没有堆得像山一样多的大烟？”
　　母亲到底没有见过世面，就把老土司藏大烟的地窖告诉了丈夫。男孩看见父亲眼睛里射出一股凶光，就像狼的眼睛，叫人看了害怕，他就赶快躲在母亲身后。父亲唤进一个军官来，命令他先护送家属出寨子，到山里与马帮会合。那天夜里，他们一家三代人包括老土司都离开家乡孟萨，从此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在山头上看见土司官邸燃起大火，把整个孟萨坝子的夜空映得通红。
　　这天以后，钱运周带领特工大队在金三角大开杀戒，对所有投靠政府军和背叛汉人的当地人进行疯狂的报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时间金三角淹没在恐怖主义的血泊之中，当地人防不胜防，无不心惊胆战，他们给钱运周取个外号叫“嗯玛尼”，意即“魔王”。一个没有月亮和星星的夜晚，这个杀人魔王突然出现在孟崖土司官寨里。
　　土司养了几百个兵丁，几百条步枪，甚至还有机关枪，但是这些武器对真正的军人来说就像泥胎小鬼，都是庙里的摆设。侦察兵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窜出来，干掉岗哨，堵住营房，然后钱运周带了一队人大摇大摆地直扑土司竹楼。
　　土司正在与小妾睡觉，突然门被一脚踹开，一群凶神恶煞的汉人闯进来，知道天塌下来。他的官寨养了几百兵丁居然一点作用也不起，可见得那些土司兵只能吓唬老百姓，在汉人面前就像猫见了老虎。土司心中叫苦不迭，肥胖的脸上连挤出的笑容也挂不住，五官扭歪了，难看得好像在哭。他卜通跪下来连连求饶：“召龙（长官）行行好，不关我的事啊！令大人他、他的事，实在是……强盗干的啊！”
　　钱运周玩弄着枪柄，冷冰冰地说：“哪个强盗？不是你勾结老缅兵，占我大人地盘，抢他老人家的财产，放火烧他寨子，谋财害命，哪个大胆妄为的强盗敢去？……告诉你，今天要是交不出凶手，我就把你当那个强盗。”
　　土司吓得大小便一齐失禁，弄得屋子里臭烘烘的。他几乎是抱住钱运周的腿，边打自己耳光边哭诉：“冤枉啊！召龙不是我干的，我发誓……我不敢害人，召龙要什么我都给，求你开恩不要杀我呀！”
　　钱运周一脚把他踢开，叫人把他捆在柱子上，剥光衣服抽皮鞭。然后当着土司的面，让部下轮奸他心爱的小妾。如此还不解恨，又把土司屋里的女人赶出来，逼迫家丁兵丁来大肆强奸。经过一番折腾，土司官寨已经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土司尊严扫地，瘫在地上像一堆狗屎，钱运周这才用枪点着他的头警告说：“让你们这些混账摆夷明白一个道理，哪些事做得，哪些事做不得！你这颗头，暂时寄放在你的脖子上，我随时可以派人来取！……罚你三千两大烟，三日之内缴齐，要是敢耍花招，明年这天就是你的祭日！”
　　有部下不解地问他：“为什么要那么糟蹋女人？”
　　钱运周咬牙切齿地回答：“我比你们更懂这些下贱摆夷！他们生来欺软怕硬，汉人对他们仁义，他们反以为你软弱好欺！妈的，在这个世道上决不能心慈手软！”
　　特工大队神出鬼没，用同样手段一连威胁了十几家勾结缅兵的土司头人，稍有反抗就杀光全家，烧光寨子。弄得偌大一个金三角，土司头人无不人人自危战战兢兢，纷纷派人来说情，答应各种苛刻条件。从此土司再不敢与汉人军队作对，无论纳粮缴税还是替汉人做事，都规规矩矩不敢造次，惟恐什么时候那些杀人不眨眼的特工大队破墙而入，把一串冷冰冰的子弹射进你和家人脑袋里。
　　7
　　1964年，在金三角重新站住脚跟的两支国民党残军终于言归于好，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李文焕亲自翻山越岭来到美斯乐，这个举动本身可以被认为是重新团结的象征。他们讨论了形势、任务和重返缅甸的可能性，研究联合作战方案，划定各自作战区域，确立各自势力范围。当会议快要结束时，台湾发来一封密电，批准组建“东南亚人民反共志愿军游击总部”，总部设在美斯乐，任命段、李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
　　这就是说，台湾依然舍不得放弃这支武装，从名义上还是要把他们纳入国民党旗下。然而此一时非彼一时，此残军非彼残军，段希文李文焕也非当年盛极一时的二李（李弥李国辉）。第三、五两军合计兵力仅四千余人，要重现昔日辉煌谈何容易！台湾基本上不再供应经费和装备，也就是“自谋生路”，段、李非常清楚自身的处境，他们与台湾的关系名存实亡，好比分居多年的夫妻，所以他们明智地确立为生存而战的目标。是年旱季残军倾巢出动，发动了一场代号为“怒吼行动”的战役，重新打通萨尔温江走私通道，建立由他们控制的安全护商走廊。
　　谁掌握走私通道谁就控制了鸦片贸易，谁控制鸦片贸易就等于控制金三角。我们看到，国民党残军这只蚕蛹，经过痛苦而漫长的进化，终于挣脱茧壳的束缚，完成从蛹到蛾的蜕变，完全融入当地社会。这是不可抗拒的进化法则。一只狗，如果不再依附于人类，它就会回归森林重新变成狼。如果说五十年代以二李和柳元麟为首的国民党残军固守政治信仰，念念不忘反攻大陆，给金三角涂抹上一层政治色彩，那么到了段、李时代，这种政治色彩就如同斑驳陆离的油漆一样，早已风化脱落，什么“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种种政治神话如同幼稚可笑的痴人说梦，早已灰飞烟灭不复存在。我们看到，这支经历时代变迁的汉人军队除了历史原因与台湾还有某些血缘牵连，沿用国民党番号，但是他们存在的全部目的和意义，已经与台湾政权没有任何关系。
　　对金三角来说，这支谋求生存的汉人军队不再作为一种政权形式，而是作为一股经济和社会力量出现，对于金三角的原始生产关系的迅速瓦解，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产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原始的鸦片贸易被更大规模的走私所取代，国民党残军像推土机一样肃清障碍，在金三角建立起长达数千里的鸦片走私通道。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控制着金三角最大宗的走私生意，经他们武装护送的马帮源源不断地将各种走私品送达老挝、柬埔寨、泰国以及周边国家。
　　这就是金三角历史上有名的“段、李时代”。